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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人民大学成功举办第六期“大宏观·专题研讨会”

    2016年9月10日下午,由中国人民大学经济学院、中国人民大学中国经济改革与发展研究院、中宣部马克思主义工程重大项目课题组联合举办的第六期“大宏观•专题研讨会”(前身为“经济体制改革论坛”)在明德主楼728会议室举行。会议主题是“经济下行态势下的金融风险及其对策”。

    在开幕式环节,陈彦斌教授就为什么提出“大宏观”理念以及创办“大宏观”系列活动的宗旨发表了精彩讲话。陈彦斌教授指出,相比于美国等发达市场经济国家,中国宏观经济现实问题更加复杂,其中产业结构失衡、贫富差距等问题尤为突出。当前经济增速持续放缓,银行不良贷款、企业债务和房地产等领域的风险需要高度重视,本次论坛的目的就是对这些风险进行深入剖析并提出可行的应对方案。     接下来,几位学者分别作了报告。     郭克莎研究员报告的题目是《未来几年防范金融风险的政策思路》。郭克莎指出,经济下行态势下的金融风险包括风险增大和风险爆发两个维度,而且防范后者更加重要和迫切。郭克莎认为,未来几年为了防范金融风险,可以从三方面着手。第一,把需求侧调控与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结合起来,努力保持经济增长。第二,坚持推进结构性去杠杆。未来几年,期望降低总体杠杆率并不现实,结构性去杠杆是防止总体杠杆率过快上升的基本出路。第三,重点关注房地产市场下行风险和产能过剩行业新一轮下行风险等关键风险爆发点,做好风险应对预案并及时处置风险。     潘建成作了题为《L型背后的隐忧与化解之道》的报告。在潘建成看来,中国经济的L型走势背后存在五点隐忧。第一,上半年之所以能够稳住L型走势,与房地产市场回暖密不可分,但是房地产市场的活跃难以持续。第二,上半年稳住L型走势的另一动力是出口回升,但是中国出口在全球所占份额几乎已经达到极限,再加上全球经济增长前景并不乐观,出口回升态势难以持续。第三,中国在2014年进入创新活跃期,但是中国目前缺乏“宽容失败”和“遏制山寨”的制度和文化,不利于创新活动的顺利开展。第四,民间投资增速明显下滑,同时民营企业赴海外投资呈现高增长态势,充分体现出民营企业对未来中国经济缺乏信心。第五,鼓励新经济的同时很可能抑制了传统产业中的新经济。潘建成认为,化解L型背后隐忧的根本之道在于真正贯彻“十三五”规划精神,坚定推进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将“去产能、去库存、去杠杆、降成本、补短板”五大任务落到实处。     陈彦斌教授作了题为《中国经济走出困境的三大对策》的报告。陈彦斌指出,虽然与世界绝大多数国家相比,中国经济增速仍然处于相对较高水平,但是中国经济也面临诸多困境。要想帮助中国经济走出困境,需要着力做好以下三个方面的工作。第一,加强宏观调控以提高调控效率。第二,提高民间投资的积极性,扭转民间投资增速的快速下滑态势。第三,通过市场化改革转换增长动力,促进长期经济增长。市场化改革不仅可以通过改善资源配置效率从而促进经济增长,更重要的是,市场化改革还可以通过促进技术进步、提升人力资本质量和利用率以及改善资本与劳动结构等机制促进经济增长。     刘凯报告的题目是《经济下行态势下中国面临的金融风险》。刘凯指出,当前中国主要面临四大金融风险点:非金融企业债务风险、房地产风险、银行不良贷款风险、外汇风险。单个风险点的爆发往往只是金融危机的起点,各个风险点之间的联动比单个风险点更具危险性,也是全面金融危机的核心机制。刘凯强调,具体到当前中国经济来讲,以下三方面的风险联动和传染使得整体金融风险进一步加大,从而对金融稳定和实体经济复苏造成了极大威胁。一是,非金融企业债务风险与银行不良贷款风险相互影响,在经济下行态势下,很容易引发“金融加速器”效应。二是,房地产风险与银行不良贷款风险交织在一起,极有可能将本已出现“债务—通缩”迹象的中国经济进一步推入“债务—通缩”陷阱之中。三是,内部金融风险与对外金融风险的联动性显著增强,内外部金融风险相互传染的概率越来越大,值得特别关注。     姚一旻博士作了题为《中国企业债务风险探析》的报告。姚一旻认为,中国企业高债务的症结在于国有企业大量举债而经营效益却明显恶化。国企作为特殊的市场主体,其债务问题的走向很大程度上取决于政府的态度。如果政府不对国企进行救助,那么国企信用资质的恶化会导致国企信用风险加剧。由于中国债券市场长期以来存在国企债券刚性兑付预期,并未对国企信用风险做好充分的准备,国企信用风险的加剧可能会导致债券市场大幅震荡,进而影响企业的再融资,进一步增大企业信用风险并形成恶性循环。债券市场的震荡也很容易传染至股票等权益融资市场,损害整个金融体系的稳健性。反之,如果政府积极兜底国企债务,虽然政府具备充分的能力避免国企信用风险失控并引发金融体系震荡,但却很容易导致国企道德风险和债权人道德风险,损害实体经济效率。有鉴于此,姚一旻强调,打破刚性兑付和惩罚性救助相结合是应对国企债务风险的有效途径。一方面,对于基本面非常差且系统重要性程度不高的国有企业应按照市场化原则果断打破刚兑,避免政府过度参与救助行动。另一方面,对于行业地位重要或体量较大的国有企业,市场尚且抱有较强的政府刚兑预期,因此应该以“惩罚性救助”的思路慎重处理其信用风险。     刘哲希研究员报告的题目是《银行业不良贷款风险评估与走势判断》。近年来,银行业不良贷款率虽然呈现持续上升的态势,但与历史和其他国家相比仍处于低位,这导致目前各界对银行业不良贷款问题的严重程度判断不一。刘哲希认为,当前的不良贷款率难以反映银行业面临的真实风险。一是,关注类贷款规模快速扩张与“逾期90天以上贷款/不良贷款”显著上升,这表明较大比重的不良贷款隐藏在了关注类贷款之中。二是,不良贷款率不能反映商业银行表外业务所蕴含的不良贷款风险,而表外业务实际上比表内业务面临更大的风险。三是,全国整体不良贷款率上升背景下,局部地区与农商行等部分银行的不良贷款风险更值得高度警惕。刘哲希指出,未来几年内,受经济增速放缓与“去产能”进程等因素影响,银行业不良贷款风险将进一步加剧。尤其是要关注实体经济信贷需求萎缩引发的资产泡沫化趋势。一旦资产价格出现明显下降,将导致债务人借贷所抵押资产的价值大幅缩水,由此将加大债务违约的可能性,从而会使得银行业不良贷款风险骤增。     陈小亮博士作了题为《房地产市场分化格局下的风险与对策》的报告。2016年以来,中国房地产市场表现出明显的“分化”态势。一方面,北上广深四大一线城市和二线“四小龙”等城市的房价持续飙升。另一方面,三四线及以下城市去库存形势依旧严峻,而且面临较为严峻的住房供给过剩风险。政府部门尝试通过“因城施策”解决市场分化困境,但是陈小亮认为“因城施策”难以奏效。陈小亮指出,一、二线城市与三四线城市的房地产市场并不是独立的,二者密切相关。一线和二线“四小龙”城市房价大幅上涨而且维持上涨预期的重要原因是,外来人口不断涌入导致新增住房需求持续存在。而三四线及以下城市库存高企的重要原因则是,人口外流至一、二线城市导致潜在住房需求流失。有鉴于此,陈小亮强调,推进城市平衡发展,增加三四线城市就业机会和公共服务供给水平,提高三四线城市吸引力同时降低一、二线城市外来人口压力,才能真正解决房地产市场分化困境。     郭豫媚报告的题目是《中国会发生货币危机吗》。郭豫媚表示,虽然“811汇改”以来,人民币汇率已累计贬值近10%,但是中国目前并不会发生货币危机。第一,从全世界范围来看中国经济增速依然相对较高。第二,从国际经验来看,经常项目的大幅逆差是引发新兴经济体货币危机的直接因素,而当前中国经常项目仍保持较大顺差。第三,中国外债余额较小,汇率贬值和债务相互恶化引发汇率加速贬值的机制并不存在。第四,中国仍有相对充足的外汇储备来保障人民币汇率稳定。第五,资本管制是保卫本币免遭攻击的重要手段,目前中国资本管制力度仍较强。郭豫媚强调,尽管中国尚不会发生货币危机,但仍应重视维持汇率稳定,尤其是协调好汇率稳定与金融自由化的关系。在经济逐渐放缓的大背景下,金融自由化所伴随的资本项目开放将使不可能三角约束进一步收紧并影响到汇率稳定,因此应谨慎推进金融自由化。     本期“大宏观•专题研讨会”得到了社会各界的广泛关注,参会人员均表示获益匪浅,对下次会议充满期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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