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清华经管学院中国与世界经济研究中心举办第二十七届CCWE宏观经济

     2016年2月27日下午,由清华大学中国与世界经济研究中心(CCWE)举办的第二十七届CCWE宏观经济论坛在清华经管学院伟伦报告厅举行。论坛聚焦如何破解中国经济面临的诸多困难,宏观经济政策应如何应对,中国经济如何走出“雾霾”,迈向“晴天”。论坛由清华经管学院中国与世界经济研究中心主任、弗里曼讲席教授、金融系李稻葵主持。
    李稻葵教授在首先的致辞中分享了CCWE研究团队对于中国经济发展态势的基本观点,即虽有“雾霾”,但整体来看,有底气、有办法、有亮点。首先,中国经济依然具备经济增长的三大基本因素,即稳定的、支持市场经济发展的政府;持续增长的人力资本(包括受教育水平的提高和劳动力健康水平的提高)以及持续的对外开放。所以我们有底气。其次,为了进一步优化经济结构、保证持续较快速度增长,中国政府提出要“去产能、去库存、去杠杆、降成本、补短板”。所以我们有办法。最后,中国经济近期出现了几个可喜的变化,例如实体经济运行开始凸显上行苗头、房地产行业投资开发触底回升可能性加大、“二胎”政策会引入一批消费“新生代”等。所以我们有亮点。
    李稻葵教授最后总结说,如果今年国家提出的各种重大改革措施能够到位,中国经济的增速有望在2016年底“筑底”,这样2017年和2018年中国经济的增速不但能够稳住,而且有回升空间。2016年是一个值得大家共同期待的一年,如果能形成“筑底回升”态势,就可为“十三五”规划的顺利实施和到2020年第一个百年伟大目标的实现奠定非常重要的基础。       国务院参事室特约研究员姚景源:“雾霾”主要表现为四降一升
    姚景源分享了他对中国经济目前运行态势的判断。他说,现在的经济“雾霾”主要表现为“四降一升”,分别是增长速度下降、PPI下降、企业利润下降、财政收入下降和潜在风险上升。姚先生指出,针对我们目前遇到的经济发展的困难,一方面我们要承认世界经济周期性的影响,但更加重要的是要认清自身结构性的问题,不能把责任完全推给“周期性”,要改革,不能“熬”,当然目前中国经济面临的挑战也恰恰为我们提供了经济转型、升级、迈入更高发展阶段的机会。       中国国际经济交流中心研究部部长徐洪才:中国未来一段时间的重要政策调整措施
    徐洪才系统总结了未来一段时间重要的政策调整措施,例如供给侧改革(包括国有企业改革)和财税体制改革等。供给侧方面,现在我们更多的是要解决五大任务:去产能、去库存、去杠杆、降成本、补短板。国有企业改革方面,既要将公有制作为基本经济制度的表现形式,又要跟市场经济相结。当下政府在顶层设计中有两个要点:第一是加强党的领导,第二是激发企业家的创新精神。这两点在某些方面存在矛盾,所以需要有机结合,提高国企的效率,并从微观主体这个层面来提升经济的活力,对一些垄断部门更多放开市场准入,让社会资本有更多的机会参与竞争。另一方面,在僵尸企业的市场退出和兼并重组等方面,政府也应该提出一些配套改革措施。徐先生强调,中国的财税体制改革必须涉及建立现代治理机制,而要建立现代财税体制,政府要推动本身职能转变来提高效率。徐先生还指出,目前顶层设计的文件已然繁杂,切实落实才是重中之重。       中国社会科学院科技政策所所长王毅:中国市场经济发展相关立法进程
    王毅教授分享了他对于2016年国家在立法方面进程的判断,例如支持市场经济发展相关的立法进程(包括税收方面房地产税、环境保护税)以及现有法律的完善和改进(包括证券法的修改)。王教授支持国家对于民生方面立法的关注,例如今年两会有两个最重要的内容,一个是“十三五”规划,另外一个就是慈善法的讨论。王教授表示,随着中国成为一个中等收入国家,我们需要调动更多的社会力量来做慈善,让社会更多地参与各种民生事业。作为环保方面的专家,王教授还特别谈到“十三五”规划中环保方面的内容。他认为,首先,要走出思想的“雾霾”,寻求让发展和环境真正和谐的路径,而不只是停留在口头上;第二,要走出体制机制的“雾霾”,打破部门之间的界限,打破区域之间的界限,使环境保护真正落实到各个部门;第三,要重视技术发展,在新的工业革命中把绿色的、智能的、不同领域的技术融合起来,实现产业结构的更新、产业布局的优化。上述过程中伴随着诸多的不确定性因素,要通过综合的、扎实的努力来推进,并理性地看待其结果。       索罗斯基金管理公司前首席经济学家和战略家Christopher Wiegand:索罗斯对中国经济过于悲观
    Wiegand先生评价索罗斯是一位非常伟大的投资家,预测能力出众,善于管理风险,但对于中国经济却过于悲观。中国经济确实有下行的风险,但同时还有较强的抵御风险的能力。Wiegand先生认为中国并不会成为像2008年那样的金融危机的策源地,因为中国政府具有较强的应对能力,而且中国银行业的呆帐在金融行业的传播性有限——这一点和2008年的美国完全不同。Wiegand先生指出,中国经济的下行对大批国家尤其新兴市场国家提出了严峻的挑战,一些不看好中国经济前景的华尔街投资者正在卖空人民币乃至整个新兴市场的货币。但同时他也认为,现在是中国投资者在海外投资的良好时机,尤其是投资于美国的企业债券市场,因为美国企业的债券违约概率很低,而且有不错的收益率。       中国社会科学院世界经济与政治研究所研究员何帆:要创设“机会平等”
    何帆从他的专栏文章《全世界都在愤怒》和美国经济学家所著《断层线》谈起,指出收入差距拉大、各种文明中间冲突加剧的问题可以视为全球金融危机的后遗症。他认为,经济发展较好时,收入差距会为人们提供激励机制,贫富差距的矛盾会被掩盖;如果经济开始低迷,收入分配开始拉大,越来越多的人相信“拼爹”,就会扭曲人们的观念,造成整体性的社会问题。在中国经济增速放缓的大背景下,中国社会和谐也会受到这样的不良影响。何帆先生认为征收财产税等手段并不是解决这个问题的根本方法,而要创设“机会平等”,给正在奋斗的年轻人以希望。针对目前大学生就业难的问题,何帆先生强调,解决这个问题不能依赖于大学生创业,而要调整经济结构,多去发展一些高端的服务业,一方面吸收高水平人才就业,另一方面也是满足市场上日益增长的需求。       中国人民大学国际关系学院副院长金灿荣:面对美国大选表现出来的不确定性,中国不需要“惊慌”
    金灿荣分享了他对美国大选的看法,他认为共和党总统候选人唐纳德•川普先生的“火爆”反映出美国的很大变化,包括美国社会的某种极端化,以及美国老百姓对于国家治理的状态不满意、对于现有政治家和治理体系不信任等。金先生强调,面对美国大选表现出来的不确定性,中国不需要“惊慌”,把中心放在提振经济的同时,也要注重外交。 (节选自清华经管学院中国与世界经济研究中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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